走进下水道中的艺术世界：流淌的污水中的奇妙创作

尽管如此，伦敦和巴黎的恶臭之路仍在走下去，直到人口的增长产生了干预。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伦敦的人口从1801年的95.9万猛增到了1851年的230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原地卫生”体系再也应付不了了。粪便多得处理不过来，涨价也没能解决问题：清理粪坑的费用这时已经提高到一个先令，是普通劳动者一天工资的两倍。此外，因为逐渐引进了水冲厕所而迅猛提高对水的需求量。昂贵的费用和烦恼交织在一起，当时的人们就开始和今天的人们做法一样了：非法地将他们粪坑里的东西倒进了附近的池塘、河流或者下水道里。

伦敦拥有下水道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亨利八世于1531年颁布了第一项下水道法。该法案赋予“充满爱心的平民院”任命下水道特派专员即都铎王朝环境卫生巡视大臣的权利。这些特派专员定期检查排水管和排水沟。但是，这些特派专员和他们所保护的下水道都与人的粪便无关。根据一种说法，下水道（sewer）这个词的词根来自于“seaward”（向海的方向），或者按照《牛津英语辞典》编撰人的说法，来自于古代北方法语词“seuwire”，意思是“将鱼塘溢出来的水排掉”。词源学家们认为很明显的是，这个古代法语词又来源于拉丁语“ex”（向外）和“aqua”（水）。下水道从来都是传送污水的工具，但是这种污水脏的程度和方式却改变了。下水道排放污水这还是比较新的观点，那种认定污水和水从来都是在一起的假定，时间也并不是很长。

古代有一些人想到了用水来冲洗掉厕所里粪便的这个聪明的做法。在3 700年前的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国王的宫殿里发现了原始形状的水冲厕所以及将污水排走的隧道。这让20世纪的一位英国人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他所在的牛津大学“剥夺了他做米诺斯方便事情的权利？”当年罗马人的马克西玛下水道是由俘虏来清理的。

最古老的社会并没有想到用水来输送粪便，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做。粪便的量和人口的数量都可以通过原地卫生和运送服务等方式解决。即使到后来水冲厕所流行起来时，伦敦居民如果把自己的污水管道连接到下水道里也是违法的。但是粪便必须得去个什么地方。到1840年时，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托马斯·丘比特在议会的小型特别委员会上为实施城镇卫生法案作证时所说的那样：“泰晤士河现在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粪水池了，而不再需要每人一个粪坑了。”

在这些条件下，迅速滋生各种疾病并蔓延开来。粪便携带着很厉害的病毒，其中最可怕的一种就是1831年由船舶从印度带过来的霍乱病毒。霍乱病毒的主要载体就是人类的粪便，而粪便就像无心插柳的播种者那样通过强烈反复的腹泻传播了细菌。在良好的卫生体系下，因为粪便与饮用水分开了，就能控制霍乱。但是在19世纪早期的伦敦，这里9个水管理公司中的5个是从泰晤士河这个巨大的粪水池子里提取饮用水的，而这里正是霍乱的温床。1831年爆发的第一场瘟疫夺去了6 536个人的生命。在1848~1849年的瘟疫中，光是伦敦死去的就有14 000人，全英国死去了50 000人。讽刺的是，霍乱的杀伤力之所以提高了，是由于公共卫生的改革。

维多利亚时代给了我们许多绝妙的东西，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却是现在已经被人淡忘的公共卫生员职业，这个词用来指从事着“公共卫生”这一新职业的男人们。当时最著名的公共卫生员就是埃德温·查德威克。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人物，但是他却留下了宝贵的改革遗产——其中之一就是《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但是这些遗产里也有错误和致命的东西。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42年关于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报告》（维多利亚时代的畅销书）里，查德威克谴责了工人阶级生活环境的肮脏，指出这样的恶劣环境会影响劳工健康，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亨利·梅休在写给《晨报》的一封信中说，他在霍乱灾区伯蒙德塞遇到了一个妇女，那妇女坦陈，“我和我的孩子都不知道啥叫卫生”）。

查德威克决定，将下水道系统组织起来并加以扩大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却把下水道用作排放污水（污水当时是个新造的词），而且直接把污水排放到泰晤士河。他摆道理说，这么做有可能伤害这条河，却能保护人的健康。下水道随之而建，而且也是按照他的说法建造的。泰晤士河就变得越来越黄越来越粘稠，人们还是饮用这条河里的水，霍乱病毒可高兴坏了。报纸、议会，都在强烈谴责这样的做法，问题却没得到解决。巴士灭菌法时代之前的医疗界仍然坚信疾病是通过瘴气传播的。